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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上春树:写作时,我想尽量远离所谓的「小说语言」

作者: 2020-07-17 浏览: 170 次

村上春树:写作时,我想尽量远离所谓的「小说语言」

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晴朗的午后,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。那年中央联盟的开幕战,养乐多燕子队对战广岛东洋鲤鱼队。白天的比赛,从下午一点开始。当时打从开始我就是养乐多队的球迷,又住在神宫球场附近(在千驮谷的鸠森八幡神社旁),因此常常散步时顺便走过去看球赛。

那时候的养乐多队一直是一个弱小的球队,万年B级,球团穷,也没有亮眼的明星选手。当然也没什幺人气。虽说是开幕战,外野席却空空的。我一个人在外野席躺下来,边喝着啤酒边看比赛。当时的神宫球场外野没有座椅,只有草坪的斜坡而已。我记得感觉非常舒服。天空万里无云,生啤酒冰得透透的,好久没见的绿草坪上,清晰地映出白色的棒球。我深深感觉到,棒球比赛还是应该到球场去看。

养乐多队的首位打者,是从美国来的戴夫‧希尔顿(John David “Dave” Hilton),一个瘦瘦的无名选手。他站上打击顺序第一棒。第四棒是查理‧曼纽尔(Charles Fuqua Manuel)。后来以费城人队的总教练而闻名。当时的他真的非常强,是一位强悍的打者,被日本棒球迷起了「赤鬼」的绰号。

广岛队的先发投手记得应该是高桥(里)。养乐多队的先发是安田。一局后半,高桥(里)投出第一球时,希尔顿漂亮地将球击向左外野,是一支二垒安打。球棒碰到球的声音清脆悦耳,响彻神宫球场。周围响起啪啪啪的稀疏掌声。我那时候,不知怎幺毫无脉络可循,没有任何根据,忽然起了这样的念头「对了,说不定我也可以写小说」。

当时的感觉,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好像有什幺东西从天上慢慢飘下来,而我正好用双手接住。为什幺会碰巧落在我的掌心?我也不太明白。当时不明白,现在也不明白。不管原因是什幺,总之发生了那件事。该怎幺说呢,是一个启示般的事。英语中有epiphany(瞬间灵感顿悟)的说法。翻译成日语类似「本质的突然显现」、「直觉性掌握真实」的意思。简单地说就像「有一天突然有什幺在眼前忽然出现,因此很多事情的模样也跟着瞬间改变」的感觉。那真的是当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以那件事为分界,我人生的模样也忽然完全改变。就在身为首位打者的戴夫‧希尔顿,在神宫球场挥出漂亮而锐利的二垒安打的那个瞬间。

比赛结束后(那场比赛我记得是养乐多燕子队赢),我搭电车到新宿的纪伊国屋去,买了稿纸和钢笔(写乐、两千圆)。当时文字处理机和个人电脑都还不普及,只能用手一个字、一个字写。不过这样感觉非常新鲜。心会怦怦跳。因为对我来说,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这件事,真的好久没做了。

深夜,店里工作结束后,我在厨房的桌上开始写小说。除了黎明前的几小时之外,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。我就这样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写出《听风的歌》这本小说(当初书名不是这个)。初稿写成之后,棒球季也快结束了。顺便提一下,这一年的养乐多燕子队出乎大家预料,不但拿下联盟冠军,还在日本职棒大赛中击败拥有日本顶尖投手阵容的阪急勇士队,拿到总冠军。那真是奇蹟般漂亮的球季。

《听风的歌》是稿纸不到二百页的短中篇小说。不过却花了很多工夫才完成。当然,因为能自由运用的时间不太够也有关係,不过更重要的是,我本来就完全不知道小说这东西该怎幺写。老实说,因为我以前很着迷地读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和平装本英语小说,不曾很有系统地认真读过日本现代小说(也就是所谓「纯文学」类的小说)。因此既不知道现在的日本大家在读什幺样的小说,也不知道该怎幺写日语小说才好。

总之推测「大概是这样吧」,花了几个月的时间,试着写出大概像那样的东西,但试读看看写出来的东西时,连自己都无法说服。「糟了,这样不行」实在失望。怎幺说呢,形式上虽然算小说,读起来却无趣,读完后也没有触动内心的东西。连写的人都这样感觉,读者更会这样感觉吧。得到的结论是「我毕竟没有写小说的才能」而心情低落。一般人走到这一步就会乾脆放弃,但我手上却还清清楚楚留有在神宫球场外野席时所得到的 epiphany 的感觉。

我重新想一想,小说写不好,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辈子从来没写过小说,不可能一开始就流畅地写出优秀的小说来。或许一开始就想写高明的小说,像小说的小说所以才行不通。「反正也写不出什幺高明的小说。不如捨弃所谓小说就是这种东西,文学就是这幺回事的既成观念,把感觉到的事,脑子里浮现的东西,随心所欲、自由自在地写出来就行了吧」。

话虽这幺说,要「把感觉到的事,脑子里浮现的东西,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写」,可不像嘴巴说的那幺容易。尤其对于从来没有写小说经验的人来说,简直是极难的功课。为了从根本改变想法,我决定暂时放弃稿纸和钢笔。如果眼前就有钢笔和稿纸的话,无论如何难免会偏「文学性」的方向。于是我把收藏在壁橱里的 Olivetti 英文打字机拿出来。用那个打出小说的开头,试着用英语来写写看。总之什幺都好,就是要试着写看看「不寻常的东西」。

当然我的英语作文能力可想而知。只能用有限的少数单字,写出结构有限的少数文章。句子当然也很短。不管脑子里拥有多少多幺複杂的想法,都实在无法照那形式表现出来。只能把内容尽量改成以简单的语言来说,把意图转换成容易理解的说法,描写时尽量削掉多余的赘肉,缩小整体型态,以便放进空间有限的容器里,当时不得不採取这样的程序,结果文章变得相当粗糙。不过这样一边辛苦琢磨一边写下去之间,渐渐产生属于我自己的文章节奏般的东西来。

我从小到大生活中一直都使用生在日本的日本人所用的日本语,因此在我个人的系统之中,日本语的各种词彙和各种表现就如目录般塞得满满的。因此当我要把自己心中的感情和情景化为文章时,这些目录就会忙碌地来回移动,在系统中有时会发生撞车。但以外国语写文章时,因为词彙和表现有限,反而不会有这种情况。而且我那时候发现,就算词彙和表现数目有限,如果能有效组合的话,由于搭配运用方式的不同,其实感情表现、意思表达都可以发挥得相当巧妙。换句话说就是「不需要用困难的词句也可以」、「不必用美丽的表现手法也能感动人心」。

很久以后,我才发现雅歌塔‧克里斯多夫(Agota Kristof)这位作家,也用具有相同效果的文体,写出了几本优秀的小说。她是匈牙利人,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动乱时她流亡到瑞士,在那里不得不开始以法语写小说。因为如果以匈牙利语写小说实在无法生活下去。法语对她来说是后天学的(不得不学的)外国语。但由于用外国语创作,而成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崭新文体。简短的句子组合出美好的节奏,用字直率不迂迴,不过度思考的精确描写。而且,虽然没有写什幺非常重要的事情,却有深处隐藏某种谜一般的东西。我记得很清楚,后来第一次读她的小说时,感觉到书中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东西。不过当然我和她作品的倾向是相当不同的。

总之,我「发现」这种用外国语书写的效果和趣味,找到自己写文章的节奏后,又把英文打字机收进壁橱里再度拿出稿纸和钢笔,然后面对书桌,把用英文写的一章左右的文章,「翻译」成日文。虽说是翻译,并不是僵硬的直译,应该说是接近相当自由的「移植」。于是这里必然地,浮现出新的日本语的文体来。那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文体。是我亲手找到的文体。当时我想「原来如此,我只要像这样写日语就行了」。真是茅塞顿开、恍然大悟。

常常有人说「你的文章有翻译调」。虽然我不太明白所谓翻译调正确说是怎幺回事,不过我想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,某种意义上则不对。最初的一章现实上是「翻译」成日语的,照字义上的意思来说,觉得这个意见好像也有道理,实际上只不过是写作过程的问题而已。我的目标反倒是排除多余的修饰,以「中立的」且活动自如的文体书写。我并不是追求写出「日语性淡薄的日语」文章,而是想尽量远离所谓「小说语言」、「纯文学体制」般的日语,而以自己自然的声音来「说」小说。因此必须要豁出去。说得极端一点当时对我来说,日语可能只不过是机能性的工具而已。

可能有人认为,这是对日语的侮辱。实际上我也受过这样的批评。不过语言本来就是坚强的东西。拥有漫长的历史为印证的强韧力量。无论被谁多粗暴地对待,都不会损伤那自律性。想尽办法尝试,用不同方法去实验语言所拥有的可能性,将语言有效性的範围尽可能推广出去,是所有作家被赋予的固有权力。如果没有这种冒险心的话,是无法产生任何新东西的。对我来说,到现在日语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工具。而且深入探究那工具性,说得稍微夸张一点,我相信应该和日语的再生关係密切。

总之我就这样採用新获得的文体,把已经写好的「不太有趣的」小说,从头到尾完全改写过。小说的情节本身大致相同,但表现方法完全不同。读完的印象也完全不同。那就是现在的《听风的歌》这部作品。我对这部作品的成果说不上满意。写完后重新读看看,觉得很不成熟,是缺点很多的作品。只能写出自己想表现的事情的两成或三成而已。不过总算把第一本小说,想办法以还可以同意的形式写到最后,自己有完成一件「重要移动」的踏实感。换句话说,那时候的 epiphany,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己真的感觉到了。

在写小说时,与其说有「正在写文章」的感觉,不如说更接近「正在演奏音乐」的感觉。那种感觉我现在还珍惜地保持着。换句话说,与其用头脑写文章,不如用身体的感觉写文章。确保节奏、发现美好的和音、相信即兴演奏的力量。总之深夜里在厨房的桌上,以新获得的自己的文体写小说(般的东西)时,简直就像得到新的工作道具时那样,兴奋得心怦怦跳,非常快乐。至少我在三十岁前所曾感觉到的心的「空洞」般的东西,似乎已经被好好的填满了。

最初所写成的那「不太有趣的」作品,和现在的这部《听风的歌》如果能拿来比较对照可能很容易了解,但很遗憾那「不太有趣」的作品已经被我丢弃了,所以无法办到。自己都几乎不记得那是什幺样的东西。如果保存下来就好了,但心想这种东西不需要了,就很乾脆地丢进垃圾桶。我只记得「在写那篇的时候,心情实在愉快不起来」这件事而已。写那种文章真不快乐啊。那是因为那文体根本就不是从自己心中自然发出的文体。就像穿着尺寸不合的衣服运动一样。

《群像》的编辑打电话来说「村上先生投稿的小说,进入新人奖的最后决选」,是一个春天的星期天早晨。从神宫球场的开幕战之后经过将近一年,我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。我想大约是上午十一点过后,因为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很晚,因此当时睡得很熟。醒过来还迷迷糊糊的,虽然拿起听筒,却还搞不清楚对方到底要告诉我什幺。因为老实说,我根本完全忘记自己把稿子寄给《群像》编辑部的事了。我写完了,总之,把稿子交到谁的手上了,我「想要写什幺」的心情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。换句话说,那只是一时动念,想到什幺就那幺哗啦哗啦写下来的作品,所以完全没料到会进入决选。稿子连複印一份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没有进入决选的话,那作品应该会永远消失无蹤。而且我可能再也不会写小说。试想起来,人生真是不可思议。

根据那位编辑的说法,包括我的作品在内总共有五篇作品进入决选。「哦」我想。不过因为还很睏,不太有真实感。我起床洗过脸,换了衣服,和妻子一起出门散步。走到明治通的千驮谷小学旁时,看到草丛下躺着一只传信鸽。抱起来仔细查看,发现翅膀好像受伤了。脚上套着金属脚环。我用双手轻轻捧着那鸽子,带到表参道的同润会青山公寓(现在变成「表参道Hills」)旁的派出所。因为那是最近的派出所。

我们从原宿的巷子走过去。在那之间,受伤的鸽子在我手掌里,身体暖暖的,而且轻轻颤抖着。那是个非常晴朗,非常舒服的星期天,附近的行道树、建筑物、商店的橱窗,在春天的阳光照射下,亮丽地闪烁着。

我忽然感觉到,我一定会得到《群像》的新人奖。而且从此当上小说家,或许某种程度也算成功。虽然好像非常厚脸皮,不过不知怎幺我这样确信。感觉非常清楚。那与其说是理论上,不如说更接近直觉。

我还清楚记得三十几年前的春天下午,在神宫球场的外野席,有什幺从天上轻飘飘地落在自己掌心的感触,在那一年后,也是春天的下午,同样的手掌上也还记得在千驮谷小学旁捡到受伤鸽子的体温。而且每当我在想「写小说」的意义时,经常会想起那些触感。对我来说,那些记忆意味的是,相信自己心中应该拥有的某种东西,并且梦想那是可以培育的可能性。自己心中还留有这种触感,真是太美了。

写第一本小说时所感觉到写文章时的「愉悦」、「快乐」,现在基本上没有改变。每天早晨醒来,到厨房泡咖啡,注入大马克杯,拿着马克杯到书桌前坐下,打开电脑(有时很想念四百字稿纸和长久爱用的 MONT BLANC万宝龙粗尖钢笔)。然后开始思考「好了,接下来该写什幺」。这种时刻真的非常幸福。老实说,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写东西很痛苦。也从来没有为写不出小说而烦恼的经验(真感谢)。或者说,我想如果不快乐的话,就失去写小说的意义了。我无法认同把写小说当作辛苦劳役的想法。我想小说这种东西,基本上应该像文思泉涌般顺畅地写出来的。

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。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拥有什幺特殊才能。不过像这样以专业小说家的身分,吃这一行饭超过三十多年,要说完全没有才能也说不过去,可能本来就有某种资质,或个性上的倾向之类的吧。不过这种事情自己东想西想也没有用。这种判断就交给别人吧──如果什幺地方有这种人的话。

我长久以来最重视(而且现在依然重视)的事情是,「自己因为某种特别的力量,而被赋予写小说的机会」这坦然的认识。我总算抓住这个机会,并蒙受不少幸运,才能像这样当上小说家。无论如何,以结果来说,我不知道是谁赋予我这样的「资格」。对此我唯有衷心感谢。而且对自己被赋予的资格──就像守护受伤的鸽子般──珍惜守护,现在还能像这样继续写小说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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